科技犯罪检察组前所未见的探索

它的成立，是在司法体制改革和专业化背景下，以日益多元化的技术手段对科技犯罪进行的一次有力反击……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逆袭，为每个人的隐私和信息安全保驾护航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30期

文字 | 来自北京的聂阳新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3605字，仔细阅读约需8分钟

徐丹团队图/受访者提供

“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以前是盗手机案，现在都是盗手机，操作支付宝和微信，盗取APP里的钱和数据。” 在被问及科技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区别时，徐丹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现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院科技犯罪检察组组长。

这个团队从2016年就成立了，徐丹是第一批调过来的检察官。 作为见证了互联网时代开启的80后，他对互联网非常感兴趣。 网络游戏爱好者，“A站”、“B站”资深用户。 由于熟悉互联网，他曾在其他办案组处理过多起电脑犯罪案件。

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科技犯罪检察队之一。 这与海淀区的特点有关。 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高校多，高智商犯罪人群多，科技犯罪发生率较高。 成立以来，团队4名检察官每年办理案件70至80件，涉及计算机犯罪、电信诈骗、网络金融犯罪等。

徐丹第一次办理科技犯罪案件是在2005年，当时黑客犯罪还没有广泛侵入普通百姓的生活。 当时，某单位的一名员工利用“键盘虫”记录了其他同事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而获取了一些本不应由他获取的数据的案例。 现在徐丹面临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犯罪，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 2005年，中国网民规模刚刚突破1亿。 今年，这个数字是8.5亿。 近十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犯罪越来越智能化、多样化，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和依赖急剧增加，也加剧了科技犯罪。 “以前，我只是从网上得到几个用户名和密码，但现在我可以从网上得到一切。”

数据权益、公民隐私等问题给国家法治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2017年爆发了大量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案件，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非法获取数据的案件。 回顾过去几年的科技犯罪，徐丹觉得2016年成立团队非常及时。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上级）肯定觉得在边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布局……如果没有专门的团队去应对，我们就无法完成交给的任务。”我们靠人民。”

科技犯罪检察队伍不仅是指专门办理此类案件的人员，还包括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专业的分析工具、信息数据库、办案手段和专业的外部支撑体系建设。 它的成立是在司法体制改革和专业化背景下，对科技手段日益多样化的科技犯罪的有力反击。

徐丹团队讨论

“不要低估罪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重构过去的传统侦查思路已不再适用于高科技犯罪。 这里更重要的是对技术的理解和对电子证据的掌握。 徐丹无奈地说：“永远不要低估罪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对犯罪手法的研究，往往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范围。”

科技犯罪检察队伍对人员素质要求高。 团队中的检察官助理具有计算机和互联网背景，有的学习过会计并取得了CPA（注册会计师）证书。 白磊是家喻户晓的“网红”检察官。 他在网络直播平台上为公众讲解法律，提醒大家谨防电信诈骗； 他们都具有博士学位； 纪景玲检察官成长于科技犯罪检察队伍，2017年被检察助理选为检察官。

团队成员需要对新事物和技术前沿保持敏锐的触觉。 你无法预测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冲突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案件的导火索。 在出现某些新概念、新网络热点的同时，也要警惕是否会出现新的案件类型。 在比特币进入公众视线之前，科技犯罪检察组请来了专业的“币圈大佬”传授区块链知识，“早知道会出事”，这也为后来处理比特币相关案件打下了基础。 这种专业训练在球队中非常频繁。 检察官向程序员征求意见，以便在打击技术犯罪的斗争中不落伍。

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有电子数据，就可以追溯技术犯罪的过程。 游戏产生于隐藏、破坏、查找和恢复电子数据。 例如比特币犯罪案例，在该团队一直重点打击的电信诈骗案件中，不法分子会利用“伪基站”（一种可以冒充运营商通信基站的电子设备，“踢”用户的手机号码从正常的通信网络中提取出来，一开始只需要直接提取设备中记录的传输次数，对犯罪分子进行起诉，后来犯罪分子对设备进行了升级，不再记录传输次数，检察官需要识别后台数据库文件通过电脑，在成功处理好几起后，“假基站”设备再次升级，关机后立即删除后台数据，这时通信服务商的配合被要求通过服务器和技术手段追溯和还原数据，为谋取不法利益，技术人员犯罪团伙可以继续“潜心研究”技术手段。 科技犯罪检察组也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应对新型犯罪。

一起在肯尼亚涉台的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见证了整个团队从成立到成熟的过程。 案件受理审查逮捕时工作组刚刚成立，二审宣判时已是2018年。 团队在此期间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 比如，利用电子数据对被害人进行核实和比对，在当时的案件中还是比较新颖的，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这也是海淀研究院北京科技信息中心提供同步专业和同步辅助审评的第一例。 此外，本案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担任专业顾问委员会成员，与国家互联网安全中心等专业管理部门建立合作机制，引进专家协助证人出庭。 最后，四十名罪犯全部受到惩罚。

这起案件也让团队感受到了打击科技犯罪的难度。 “虽然抓捕的人很多，但在犯罪组织的框架内，这些被捕的嫌疑人却很少。最大的头目都隐藏在海外，远程指挥，有时连这些人的身份都很难查清。”

通过互联网，犯罪辐射的范围是传统思维难以估计的。 犯罪分子不仅容易躲藏，而且受害人还具有数量多、分布广的特点。 有时候，想要一个案件达到刑事案件最终可以定性的证据标准，检察机关就需要自己联系被害人，拿到对方被骗的证据和原始资料，而检察机关的检察机关团队经常需要出差。 采访的前一天，徐丹刚出差回来，而前一周，白磊和警方刚抓到两名来自深圳的DDoS黑客。 在办理特案和重大疑难案件时，检察官忙得不可开交，经常住在办公室里。 但这个年轻的团队士气十足，“如果你真的喜欢办案，你会发现这是一份特别有趣的工作，你会有一个独特的机会，用独特的视角看世界。”

徐丹出庭

“没有先例可循”

与新的犯罪手段相反，法律上存在歧义甚至空白。 很多概念在法律上没有严格明确的界定，一些犯罪在定罪量刑方面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

“我们的案子有很多新概念，没有先例可循。” 徐丹和他的团队在第一次办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时，就遇到了手机号码的定性问题。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网络销售窃取公民信息的程序，下一级不法分子购买程序植入自己的网站，获取访问该网站的用户手机号码，有针对性地进行骚扰。 当时司法解释对公民信息有更详细的定义，包括电话号码，但与姓名等身份信息不挂钩的手机号码，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毕竟，如果您有耐心一一尝试，您也可以获得这些数字。 但现实是，已经没有犹豫的余地了。 如果这个案子最终不能成立，这种犯罪将会更加猖獗。 科技犯罪检察组就此与法学专家教授进行讨论、取证、站在公众角度审视，最终顶住争议压力作出法律判决，批准逮捕。

此外，备受关注的第三方支付的性质、移动支付平台透支消费的合法性等，都需要进行判断。 这些新情况要求科技犯罪检察团队有特别扎实的法律基础，不断关注和学习法律前沿知识。 近年来，国家频频出台新领域的司法解释、指导意见和会议纪要。 2003年，徐丹刚开始工作时，《刑法典》只有400页。 现在最新一期有850页。 .

经过长期在法律前沿的探索，团队成员具备了准确的职业敏感度。 去年，徐丹负责张某组织的MBA和研究生考试作弊案。 规范这种犯罪？ 犯罪范围是什么？ 这个罪名的定罪标准是什么，法庭将如何支持你的观点？ 整个案件涉及多人，如何区分每个人的刑事责任？”团队根据法学理论和办案经验，明确了主犯、共犯、定罪标准、定罪标准等。后来，在宣判之前，国家出台了司法解释，徐丹等人在思路和标准上基本认同司法解释。

这条开创先例的道路很艰难，但幸运的是我并不孤单。 海淀区高校法学院和法学家在法学理论方面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 遇到未破案的技术犯罪技术手段，有“海淀网友”提供技术支持。 “我们在海淀，不可能缺少程序员，各种互联网公司都有大量的互联网安全技术人员。” 徐丹经常带队去互联网公司宣传网络安全，还请教他们的程序员解决很多技术问题。

科技犯罪检察队伍就像一个枢纽，汇集了内部专业力量和高校、企业的社会力量，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逆袭，为每个人的隐私和信息安全而战。 增加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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